杨炯简介

杨炯 杨炯(650—?),字盈川,华州华阴(今陕西华阴市)人,唐代诗人。唐初文坛“四杰”之一。他自幼聪明好学,博涉经传,尤爱学诗词。与王勃、卢照邻共同反对宫体诗风,主张“骨气”“刚健”的文风。他的诗对仗工整,音韵合律,既有律诗的严谨之风,又有乐府诗的明快特色。,现存诗34首,其中29首为五言律或排律。其中《从军行》被编入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。...〔► 杨炯的诗(36篇) ► 杨炯的名句(64条)

杨炯文学成就

诗歌方面

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庆年间(656-661)、龙朔年间(661-663)达到鼎盛。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,讲所谓“六对”、“八对”,忽视了诗歌本质。杨炯虽出身寒门,但才华横溢,性气豪纵,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。因此,他与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,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,抒发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,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,形成鲜明对照,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,开拓了新的诗风。杨炯在内的初唐四杰,他们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,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,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,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,开拓了诗歌的内容,赋予了新的生命,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,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。如《送梓州周司功》呈现出作者在送别友人后夜望西南,担心蜀路艰险,何时才能再相见的场景,感情真挚;如在渴慕功业的心态下写的《从军行》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,此诗笔力雄劲,感情豪放率直;杨炯还有一组三峡诗,状景抒情也较真实自然,且托物明怀,借史抒志,含意比较深刻,亦是挣脱宫体诗束缚的佳作。杨炯的送别诗中,没有雍容华贵、闲适自足的情趣宫体式,而是总是渗杂着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奋发向上的激情,大多写得质朴真切,颇有真情实感,如《夜送赵纵》,全诗语言洗炼、质朴,用典贴切。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,他的《从军行》,无论从平仄声律、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而来说,都是成热的五言诗。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,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,是一种有意的追求,廓清了齐梁以来绮媚华靡之风,促成了五言律诗的定型。

辞赋方面

杨炯现存赋八篇,其中《老人星赋》、《庭菊赋》和《孟兰盆赋》三篇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。《老人星赋》是借老人星(即南极星)以称颂皇恩浩荡、天下安康之升平景象。这篇赋一开头便对“至德承天”的皇权竭力加以歌颂,最后借老人星作喻,对皇恩圣德大加颂扬,并恭祝皇帝万寿无疆。《庭菊赋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。杨炯之于薛元超,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,此种感戴之情,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。赋前的一篇小序,交待写作背景,表明众学士是受薛元超之邀,在门下内省左春坊东厅,即薛元超官邸,举行赋菊盛会。杨炯便借此机会,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,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。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,内容托物状人,藻饰可谓典雅华丽,且是应命之作,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。而《盂兰盆赋》以歌颂武则天的圣德,与《老人星赋》一样,也是一篇歌颂文章。除了三篇颂德之赋之外,杨炯亦有几篇借物明志之赋,大概都写于出仕之前。由于长期“待制弘文馆”,入仕无门,其内心自然会萌发出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与受到冷落之后的哀怨,于是借物抒怀,来表明自己的心志。《青苔赋》、《幽兰赋》、《浮沤赋》便是这种背景及心态之下的产物。这三篇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寓意基本相同,均是通过对所描写事物进行赞美,以抒发自己的志向。

骈文方面

杨炯现存骈文类46篇,可分为三大类。第一类是为死人所写,包括神道碑、墓志、行状和祭文。此类文章数量最多,共27篇,其中绝大多数均是受人所请,为死者立传。因是受人所托,对死者生平事迹本不甚了了,多是笔录加工而己,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可言。第二类是为寺庙所撰写的碑铭,共4篇。此类文字亦是受人所请,代为捉刀,但因碑铭均镌刻于寺庙的石碑上,供游人及膜拜者鉴赏吟诵,是为作者展示自己才华的好机会,亦是时人对作者文才作出评价的重要依据。因此,杨炯写这几篇文章时,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,铺叙排陈,引经据典,力图显示出自己最高水平。但终因碑铭内容大同小异,形式亦基本统一,纵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,还是鲜能有所突破。第三类是表、议、诗序,共14篇,其中序言11篇,表、辩、议各1篇。此类文字无论从形式,还是到内容均无固定程式,可根据作者思想情趣自由发挥,纵横驰骋。其中,如《王勃集序》、《公卿以下免冕服议》等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文字,形神并茂,充分显示了其为文的高超才技。

参考资料:
[1]王晓红.论杨炯及其诗赋创作成就[J].理论导刊.2007(9).117
[2]徐耿华.陕西历史名人传:陕西人民出版社,1988:180-181
[3]王礼亮.杨炯研究[D].重庆.西南大学.2012.30-4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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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炯人物生平

幼举神童

杨炯幼年时就非常聪明博学,文采出众,唐显庆四年(659年),应弟子举及弟,被举神童,唐显庆五年(660年),杨炯时年十一,待制弘文馆,待制十六年。刚进弘文馆的时候,杨炯因为年轻,对出仕与否还不太经意。有了“予出身”的待遇,能在弘文馆“待制”,心里已经感到满足。但随着年岁的增长,阅历和学识的加深,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信念强烈地萌动起来,期间杨炯创作了《青苔赋》和《幽兰赋》表达自己渴望仕途,却怀才不遇的情志。

秘府校书

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,杨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(676年)在京应制举,补秘书省校书郎。据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二载:秘书省有“校书郎十人,正九品上,正字四人,正九品下,掌雠校典籍,刊正文章。”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,年近三十,才获得一个“雠校典籍”的九品小官,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,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,期间创作了《浑天赋》,以示自己的情志。唐仪凤年间(676-679)。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,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。皇帝下令有司审议。杨炯写了《公卿以下冕服议》,回顾了古代典制,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,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。

仕职东宫

唐永隆二年(681年),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,永淳元年(682年),杨炯被擢为太子(李显)詹事司直,充弘文馆学士,掌太子东宫庶务。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,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,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,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,据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载:东宫詹事府有“司直二人,正七品上,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。”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,掌管东宫内务,职务颇为重要。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,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。期间创作了《庭菊赋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。

贬谪梓州

唐永淳三年(684年)九月,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,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。事件平息之后,杨德干父子被杀,杨炯受到株连,于垂拱二年(686年),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(今四川三台县)担任了司法参军,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。

宫中教习

唐天授元年(690年),杨炯秩满回到洛阳,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,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。他虽因官职不高,心中抑郁,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。如意元年(692年)7月15日,宫中出盂兰盆,设斋分送各佛寺,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。杨炯献上《盂兰盆赋》,称颂武则天“周命惟新”,并希望武则天作为“神圣皇帝”能够“任贤相,悖风俗、远佞人,措刑狱,省游宴……捐珠玑,宝菽粟,罢官之无事,恤人之不足”,成为帝王的楷模。

终迹盈川

唐如意元年(692年)冬,杨炯出任盈川(今浙江衢州)县令。约如意二年(693年),杨炯卒于任上。杨炯赴盈川令时,张说赠有《赠别杨盈川箴》,因历代史学家对《赠别杨盈川箴》的理解不同,造成杨炯任盈川令后有两种说法,一种说法是杨炯为政残酷,据《旧唐书》载:“炯至官,为政残酷,人吏动不如意,辄榜挞之。又所居府舍,多进士亭台,皆书榜额,为之美名,大为远近所笑。”另一种说法是杨炯亲政爱民,浙江省衢州市盈川村(原盈川故址),村边建有杨公祠一座,内有杨炯塑像,杨公祠内旧有对联:“当年遗手泽,盈川城外五棵青松;世代感贤令,泼水江旁千秋俎豆。”说明当地百姓,千百年来都是把杨炯当作“贤令”来奉祠的。如杨炯为政残酷,卒后不会有此贤名。

参考资料:
[1]骆祥发.初唐四杰研究:东方出版社,1993:110-143
[2]白寿彝.中国通史 第6卷 中古时代 隋唐时期 下册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3:1238-12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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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炯初唐四杰之一

杨炯,初唐诗人,与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齐名,世称初唐四杰。但自称“耻在王后,愧在卢前”。他于显庆六年(661)被举为神童,上元三年(676)应制举及第。补校书郎,累迁詹事司直。武后垂拱元年(685)坐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,出为梓州司法参军。天授元年(690),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。如意元年(692)秋后迁盈川令(县治在今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盈川村,其地约为今之龙游县、衢江区的一部分),吏治以严酷著称,卒于官。世称杨盈川。
杨炯生性耿直,语言尖刻,有持才傲物之短。他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是激进的。因而他非常鄙视朝臣中一些人的虚伪、矫饰之风,把那些无德无能的官僚比作“麒麟楦”。意思是说,这样的人好比是驴子身上复盖了一张假麒麟皮,表面看来如同麒麟,若取掉其皮,不过还是驴子。由此,他受到朝臣中一些人的忌恨。同时,他也看不惯世俗的虚伪、欺诈、守旧,又受到世俗的攻击。他在盈川任上时,为政严酷,属下若有过失,他便施于严刑,或予杖杀,他这样作,可能是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。
杨炯以边塞征战诗著名,所作如《从军行》、《出塞》、《战城南》、《紫骝马》等,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,气势轩昂,风格豪放。其他唱和、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,且未尽脱绮艳之风;另存赋、序、表、碑、铭、志、状等50篇。张说谓“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,酌之不竭,既优于卢,亦不减王”。《旧唐书》本传盛赞其《盂兰盆赋》“词甚雅丽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以为“炯之丽制,不止此篇”,并谓“其词章瑰丽,由于贯穿典籍,不止涉猎浮华”。所作《王勃集序》,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靡文风的创作实践,评价很高,反映了“四杰”有意识地改革当时文风的要求。
对海内所称“王、杨、卢、骆”,杨炯自谓“愧在卢前,耻居王后”,当时议者亦以为然。今存诗33首,五律居多。明胡应麟谓“盈川近体,虽神俊输王,而整肃浑雄。究其体裁,实为正始”(《诗薮·内编》卷四)。明万历中童佩搜辑汇编有《盈川集》10卷,附录1卷。崇祯间张燮重辑为13卷。事迹见《旧唐书》本传。
《唐才子传》:杨炯,华阴人。显庆六年举神童,授校书郎。永隆二年,皇太子舍奠,表豪俊,充崇文馆学士。后为婺州盈川令。卒。炯恃才凭傲,每耻朝士矫饰,呼为“麒麟楦”。或问之,曰:“今假弄麒麟戏者,必刻画其形覆驴上,宛然异物,及去其皮,还是驴耳。”闻者甚不平,故为时所忌。初,张说以《箴》赠盈川之行,戒其苛刻,至官,果以酷称。炯博学善文,与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以文辞齐名,海内称四才子,亦曰“四杰”,效之者风靡焉。炯尝谓:“吾愧在卢前,耻居王后。”张说曰:“盈川文如悬河,酌之不竭。耻王后,愧卢前,谦也。”有《盈川集》三十卷行于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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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炯轶事典故

盈川之名

唐武德四年(621),置于刑溪(今衢县云溪)章戴白石的白石县治,因山路狭隘,于如意元年迁至盈川,县治仍称“白石’’。不久,杨炯到任。他见此处地薄人稀,百姓困苦,誓言要改变贫困面貌。为了表达这个意愿,他取刑溪之“刑”为“盈”,视地理于云溪、衢江会合处得“川”,意在使这川流之处,稻香长川,谷盈千仓,百姓富裕,即改“白石”县名为“盈川”,呈报朝廷批准。杨炯到任后爱民如子,恪尽职守。每年农历六月初一,必到附近28都(行政村)68庄(自然村)巡视。杨炯所到之处,庄稼的害虫就会被白鸟吃掉,粮食丰收,六畜兴旺,深得百姓拥戴。卒于任上后,被称为“杨盈川”。

恃才倨傲

杨炯性情耿直,恃才倨傲,看不惯某些官员趾高气扬、矫揉造作,故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“麒麟楦”,“每见朝官,目为麒麟楦”。人家问他,怎么像麒麟楦呢?他回答说,就像戏里的麒麟,哪里是麒麟,只不过是一头驴子,刻画头角,修饰皮毛,看起来像麒麟,脱了马甲,还是一头驴子。觉得这话不过瘾,又补了一句,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,披着朱紫色的朝服,和驴身覆盖麒麟皮,又有什么区别呢?他的这些言论被当朝者所记恨。

愧前耻后

初唐时,以文章见称的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和骆宾王被称为“初唐四杰,排名为“王杨卢骆”,据《旧唐书》载,排在第二位的杨炯不服气地说:“愧在卢前,耻居王后。”意思就是说,排在卢照邻之前,觉得惭愧;但是把王勃排在我前面,我是不服气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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